四川东方科教集团董事长寇德林及其家族产业的“案卷”审视(转载)

一七一齐发

      2025年10月31日，四川省南充市企业家日颁奖台上，省人大代表、四川东方科教集团董事长寇德林作为“突出贡献企业家”备受瞩目。然而，聚光灯之外，一叠来自北京的实名举报材料、数份公开的司法与行政文书，正拼凑出一幅复杂的图景，对寇德林所掌控的以南充电影工业职业学院、南充十一中学为核心的教育产业版图，在税收、规划、拉拢腐蚀干部等方面提出了严重质询。为此，参与此案相关人员进行了实地调查，调查结果令人震惊。

       隐匿于司法案中的偷税漏税——是税务筹划，还是涉嫌偷逃？

      事情的起因来自一场法院的公开审判。2025年1月22日，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四川蓉城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诉北京国映盛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简称北京盛世文化）合同纠纷一案，经过开庭审理，顺庆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北京盛世文化败诉。盛世文化不服，遂向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在二审经过三次开庭审理过程中，一个与案件本身输赢无关，但却纵横交织、的集体偷税漏税事件却意外地浮出水面。

       2020年，四川蓉城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盛世文化公司签订了承包经营南充电影职业学院校内食堂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约定由四川蓉城君餐饮公承担校内目前已增至一万多名学生和教职员工的饮食供应，为保证全校师生的食品安全，四川蓉城君餐饮公司为此上交了500万元风险保证金，双方约定如没有安全事故则该笔风险保证金在9年承包期满后无息返还。北京盛世文化在接到该笔保证金后遂将500万转回至电影学院及其运营平台。然而时间来到2021年，由于事出有因（事态繁杂，这里不赘述），四川东方科教集团董事长寇德林成了南充电影工业职业学院的大股东与法人，北京盛世文化公司虽沦为小股东，但依然担任食堂的法人。

       四川东方科教集团夺得控制权后，寇德林及其妻子廖小英却在北京盛世文化公司有财务凭证的情况下，拒不承认该500万已打回学院用于学院的建设及运营，在事过近4年后，串通指使四川蓉城君餐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彬上诉法院，声称早在2022年四川蓉城君餐饮公司就被寇德林及廖小英逐出学院，要求与北京盛世文化解除协议并要求返还500万元；在北京盛世文化拿出证据证明他们依然在学院经营且500万元已打回至学院后，蓉城君又改口说那是法人王彬的个人行为，以个人的名义承接校内“湖畔餐厅”的餐饮及小卖部供应。

      实际上，四川蓉城君餐饮公司在电影学院的主要股东（王彬、周才平、谢琼芳、李健康等）不但没有撤出，还与寇德林及廖小英安插的方先毅、郭斌两人建立了新的营收渠道，除了正常的食堂运转，四年来上亿元的营收款经电影学院一卡通都被他们这些人以个人账户瓜分。这件事在法庭上得到了得到东方科教集团财务主管廖小英的当庭承认，她承认食堂经营款经一卡通全部打入了个人账户。

      相关的诉讼材料称：实际过程中，食堂收取的学生和教职员工的餐费先集中收取到南充电影职业学院提供的账户，然后转到王彬、周才平及部分下属的个人账户用于采买及经营支出。对循环的资金定期清算后，按照约定的比例打入郭斌（方先毅）、王彬、周才平、谢琼芳等个人进行分配。经调查，整个过程没有一分钱计入公户收入，也没有缴纳一分钱税款。在司法诉讼中，四川蓉城君餐饮公司表示，方先毅是四川东方科教集团推荐的承包商；法人王彬的女婿高晗全面展示了四川蓉城君银行流水，结果显示“湖畔餐厅”（含小卖部）的营业收入没有一分钱进入四川蓉城君账户。

      另据线索显示：四川东方科教投资集团不光控制电影学院一所学校，旗下还有南充交通技工学校（借住在电影学院内，但其3000多名学生餐费没有进入电影学院一卡通，而是被另立账户收取）、南充十一中学、南充外国语学校（原属四川东方科教集团控制）等多个学校，其食堂同为方先毅及郭斌经营，营业流水去向依然值得追究。

      已有的证据显示，四川东方科教集团实控人寇德林、廖小英及财务主管赵竞及各食堂承包人员（含王彬、郭斌、方先毅、周才平、李健康、谢琼芳、李健康、谢建阳、邱清海）等多年来用个人账户进行大规模的生产经营。据了解，“湖畔餐厅”每天的营收超过20万元，按每年8个多月的开学季算，年营收额就超过5000万元。自2022年初起，“湖畔餐厅”营业已近4年，总营收额已近2亿元。如此数额巨大的企业营收款项，通过个人账户转出，不仅嫌疑挪用公款，也存在偷税漏税的可能。

      南充电影工业职业学院作为一个民非院校，虽在税收上有一定的优惠，但并不能表明每年五、六千万的食堂及后勤营收就可以堂而皇之地随便流入个人腰包，寇德林作为一个省人大代表，四年来将如此巨额的资金在小股东及食堂法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公户转入私户不仅涉嫌偷税漏税和职务侵占，也有违国家金融秩序，而如此大的个人转账我们也没有看到当地监管部门的身影，事情确实令人感到蹊跷。

      而更令人蹊跷的事，号称规模十几亿的集团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近三年营业上缴税金却仅有80.7万元，也就是每年仅20几万，这似乎又与其10亿元身价不太相符。



      “旋转门”的利益勾连——是正当用人，还是政商关系网下的利益最大化？

      举报材料与前期调查，共同将视线引向了四川东方科教投资集团版图中特殊的“人力资源”配置。

      寇德林身为四川东方科教集团的董事长和省市区三级人大代表，在南充市深耕20余年。

      据知情人士透露，现任四川东方科教集团党委副书记的杨天武系原南充市高坪区人大党组书记、主任，于两年前退休后到寇德林集团公司任职，是寇德林的重要幕僚与股东；原南充市顺庆区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张少龙在2024年退休后也被寇德林聘请到四川东方科教集团违规担任法务部主任。举报人指称，二人深度参与了集团相关法律事务的协调处理。

      一直以来，党内法规、国家法律法规等对党员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离岗后从业行为有着严格要求和规范。如《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中组发〔2013〕18号）、《执行中组发〔2013〕18号文件有关问题的答复意见》、《关于规范退（离）休领导干部在社会团体兼职问题的通知》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都有相关规定。

      根据规定，领导干部退休后?三年内?，不得到本人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兼职（任职），也不得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性活动，而上面提到的两人显然有违这几项纪律规定，而利用原有的职位直接干预司法则更是将党关于“建设法制中国”的要求踩在脚下。?

      杨天武和张少龙仅仅只是寇德林商业版图中的冰山一角，有传寇德林与已被双规的前省人大副主任、前南充市委书记宋朝华及后任前南充市委书记古正举关系密切，坊间甚至有传，在此二人的协助下，寇德林从盛世文化手中抢得南充电影学院项目，并将这些资产折成干股赠与两人。

      一个间接的证据是：三年前，盛世文化曾向四川省教育厅发律师函，称南充电影工业职业学院举办者过户不合法，请求省厅中止手续变更。但在寇德林和廖小英的“运作”下，在双方没有按照民办教育法做举办者变更“财务清算”的情况下，电影学院举办者和法人最终依然被寇德林所掌控。

      根据四川省纪委监委2024年11月8日的通报，南充市委原书记古正举因“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款项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数额特别巨大”被“双开”。尽管公开通报未直接点明关联人，但这一地方最高权力者的坍塌，为理解当地特定时期某些企业的超常规发展，提供了必须被正视的语境。在古正举之后，其“老领导”宋朝华也在2025年11月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审查调查。

      公众的疑虑在于：这种密集的“政商旋转门”现象，是否在为涉事企业构建一道无形的“护城河”？当商业纠纷可能涉及司法，当项目审批需要盖章，退休官员的“人脉”与“影响力”是否被异化为稀缺资源？

      规划图纸上的“私自篡改”——是灵活调整，还是胆大妄为？

      四川东方科教投资集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家族公司，寇德林和廖小英家的上上下下都在里面，特别是南充电影工业职业学院，有5个院长、副院长级别的位子被他们家族人掌控。

      据盛世文化所聘请的原电影学院副校长反映，这些人完全没有相对应的教育背景和高校工作经历，对高校的工作和基本程序都不懂，完全不懂专业。而不专业仅仅是前序，更值得关注的是，关乎上万名师生命安全的校园建筑的合规性。

      知情者爆料，学校的建筑多处建有违规建筑，并没有得到政府规划部门的批准，而近万名大学生和跨区违规租借在校的3000名南充交通技工学院的中专生就住在这些没有经过审批、由四川东方科教集团擅自在原规划基础上改建的危房中。

      举报材料显示：原规划中的行政大楼（2号楼），现改为学生宿舍楼；原规划设计的实训大楼（5、6号楼）现改为教学楼；原专家公寓（8号楼），现改为食堂和学生公寓；原9号摄影棚改为体育馆；另外图书馆、文化商业街、足球场看台，16、17号学生宿舍楼都做了改规。

      也就是说，几乎一大半的校园建设规划在没有经过建设规划设计部门审核签字许可下，被寇德林和廖小英擅自改变，成为实打实的危房。

      知情人称，当年寇德林依仗与前两任书记宋朝华及古正举的支持不经审批擅自改规，后两人陆续出事后，当地干部已没有人敢出来顶这个雷，致使该问题成了寇德林和廖小英的心病，一直在试图找关系解决此事，但事宜愿望，如今在校生已超万人，依然没人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而教育主管部门为何允许一个大面积违建的学校大肆招收学生，显然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据电影学院招办内部人士爆料，电影学院这两年之所以招生人数能够暴增，除该学院极具原举办者赋予的专业特色外，与寇德林、廖小英两人的“胆大包天”也有关系。

      近年来，四川省教育厅一直在狠抓违规有偿招生，被挤成小股东的原举办者也一直强烈反对高价招生，但寇德林、廖小英完全置省教厅的规定与股东的劝告于不顾，用全四川省最高的人均超万元的招生费，聘请招生团队进行违规招生，付给一些高中老师5000元/人的招生现金费用便是证明。

       寇德林的身份具有双重性：一是民营企业负责人，二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省、市、区人大代表。后一身份意味着更高的道德要求、法治责任和接受监督的义务。

      顶着人大代表和“突出贡献企业家”荣誉的个人商业版图深度嵌入教育这一公共事业，且接连在税务合规（国家财政收入基石）、政商交往（社会公平感知）和校舍安全（学生生命底线）三个维度引发重大社会质疑时，其肩负的公共责任便被置于放大镜下审视。这已超越普通商业纠纷范畴，成为检验法治精神、市场规则与公共治理成效的典型案例。

     唯有相关方面依法启动独立、深入、透明的调查，并以确凿事实和权威结论回应每一份举报、每一个